2007年5月31日星期四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一、二、三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一、二、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二月第一版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一
以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硬汉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家雷蒙·钱德勒(一译昌德勒)1939年的第一部小说《长眠不醒》作这第一辑的书名并选作头篇，可见作者及作品的受重视程度。其实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已被不折不扣地划分到严肃文学的范畴——他不像多数畅销侦探小说作者那样，费力气突出叙述本就机械苍白的解迷过程(形象地说，就像是从一座桌面上搭起来的扑克牌房子中一张张抽取纸牌，这拆除解析的套路最终是拆散了故事，挪去了人物，抽掉了灵魂，什么都剩不下)相反，他是在重建(当然这是写作的一般路数)，当书面上的内容逐字句地进入读者大脑的同时，一座用灰泥砖块严丝合缝抹砌起来的房子也在有条不紊地增高加固；读罢令人头脑发胀, 气短胸闷。当然，你会看得慢，甚至吃力，像逆水淌一条河。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Erle Stanley Gardner, 1889-1969)，就是那个梅森探案的作者，美国最多产的侦探小说家。<红吻痕案件>，唔......看完有被骗的感觉——我的意思是作者是不是拿读者当小孩儿? 之后我听说加德纳也就是二三流的货色。
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书中翻译为阿嘉则·克里斯蒂)的这篇人物众多，以致健忘的我看到最后还有两对男女分不清谁是谁。虽说剧情的处理颇为刻板牵强，且不时出现刻意雕琢之处。但你能感觉到，她是在创立一个写作模板，甚至在开启一个先例。小说到后来剩下两三个人互相怀疑对方是不是杀人狂魔时确实营造出惊险恐怖感，这就够了。
"... 这个'黄金时代'涌现的大量侦探小说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迎合了读者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但实质上并没有多大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与其说是文学作 品，倒不如说是猜谜游戏，不可能具有艺术魅力。我国读者所熟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恩和埃德加华莱士等人都是些这类侦探小说的名家." ——Little Sister中译本前言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二——诺言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董乐山 译 (1)
[瑞士]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诺言(Das Versprechen, 1958)
[法国]西麦农(Georges Simenon)
麦格雷警长的圣诞节(?)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三——一支出卖的枪
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之傅惟慈
傅惟慈，我国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23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7年退休，退休前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高校。自上个世纪50年代 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有德国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自德语翻译）和英国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权力与荣耀》（自英语翻译）等多部作品。近年亦有散文、游记、翻译论文等文章问世。
四根柏胡同的第五根柏
■施亮
去年的11月9日，我与杜高先生一起应邀去拜访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傅老家住在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里。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改建高楼，难得傅先生却暂时仍然保留着一座面积不大的小院。几间平房围绕，院内种着一些花花草草，还有石桌和石凳。这些构成了傅先生家里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走进书房，那里墙上挂着的照片，又都是他在国外旅游时拍摄的。这种对比恰恰体现了傅先生的人格形象———身上中外文化交融得如此紧密妥帖，而决无冲突。这是我见到的极少数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具备的特点，只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了。杜高先生感慨道：“我有多年未接触到这种老北京的情调和气氛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我去你家，也是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这勾起了我对遥远童年时代的回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甚至还有走街串巷小贩的吆喝声。
先父施咸荣是傅先生的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母亲还曾几次拜访过傅先生。先父说傅先生是个饶有情趣之人，虽然是满族人，周身洋溢着传统的京味儿，却又能深入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翻译家朋友中是不多见的。那时傅先生正为一家出版社选编一套三卷集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第一卷已打出校样，但由于出版社更换领导，竟然毁了约。傅先生不忿，找到了另一家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同时给相关领导写信。后来第一家出版社向傅先生道歉，愿意履约。就这样，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同一套书。这一“双枪案”引起了读者疑虑，傅先生曾在1982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面中向广大读者说明此事。
这套书很受读者欢迎，仅第一卷两家出版社就一共印行了50余万册。这不只是由于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后，读者渴望读到惊险小说这一文学品种，也因为这套书选题严谨，不仅涵括了国外知名通俗探案小说家，也收入了杜伦马特、格雷厄姆·格林、西麦农、雷蒙·钱德勒等不少文坛大家的作品。或许这一套书的出版风波触动了先父的灵感，为他后来提倡翻译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起到了启迪作用。先父和傅先生都认为，要展现西方当代文学的精髓，既应当翻译介绍严肃文学作品，也应当翻译介绍通俗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志同道合。
我读过傅先生翻译的许多作品。例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还有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这一回拜访傅先生家，他又赠送我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的《月亮和六便士》。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黑色念珠》时曾认真地参阅过这本书，在书中夹满了纸条。毛姆写作《月亮和六便士》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的。当时毛姆身处的社会充满拜金主义的影响，到处浸淫着鄙俗与享乐的沉闷氛围。所以毛姆的笔调是冷峻的。它虽然使读者们心中很不愉悦，却具有某种震撼力。傅先生的译笔文字简单明快，没有那些疙里疙瘩的怪名词，极传神地体现出毛姆机智与隽永的风格。
那天从傅先生家出来，杜高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哈，四根柏胡同，这里真有过四根柏树吗？哪个朝代有的呢？回到家里，我还的确认真查了《北京的胡同》一书，却并没有查出来历。
傅先生的小院里就挺立着两株柏树，也许他自己还可以算一棵———一棵不老的“文化松柏”。但是那第四棵哪里去了？
其实不喜欢看悲剧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和格林连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今年是格林诞辰100周年，但十多年来格林的宗教小说和惊险小说对中文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没有傅惟慈，我们就不会这么深入格林的世界。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二月第一版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一
长眠不醒
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选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丛书，另有施咸荣、董乐山、高慧勤等译坛名家的译本，很有份量。说是丛书，其实只出了《长眠不醒》、《诺言》和《一支出卖的枪》，之后便没有了下文，不知何故。而我也只买到了前两本。
第一辑：《长眠不醒》
目录
外国惊险小说漫谈(代序)——————傅惟慈(1)
目录
[美国]昌德勒(Raymond Chandler)
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傅惟慈 李燕乔译(1)
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傅惟慈 李燕乔译(1)
[美国]奎 恩(Ellery Queen)
上帝的灯[The Lamp of God(House of Haunts)]——————————施咸荣译(226)
[美国]加德纳 ( Erle Stanley Gardner)
红吻痕案件[The Case of the Crimson Kiss]———————————胡小平 徐晓天 薛必群译(315)
[英国]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 - 1976)
红吻痕案件[The Case of the Crimson Kiss]———————————胡小平 徐晓天 薛必群译(315)
[英国]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 - 1976)
十个小印第安人[Ten Little Indians]——————————————傅涛涛译(382)
以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硬汉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家雷蒙·钱德勒(一译昌德勒)1939年的第一部小说《长眠不醒》作这第一辑的书名并选作头篇，可见作者及作品的受重视程度。其实钱德勒的侦探小说已被不折不扣地划分到严肃文学的范畴——他不像多数畅销侦探小说作者那样，费力气突出叙述本就机械苍白的解迷过程(形象地说，就像是从一座桌面上搭起来的扑克牌房子中一张张抽取纸牌，这拆除解析的套路最终是拆散了故事，挪去了人物，抽掉了灵魂，什么都剩不下)相反，他是在重建(当然这是写作的一般路数)，当书面上的内容逐字句地进入读者大脑的同时，一座用灰泥砖块严丝合缝抹砌起来的房子也在有条不紊地增高加固；读罢令人头脑发胀, 气短胸闷。当然，你会看得慢，甚至吃力，像逆水淌一条河。
Philip Marlowe, 一个至少在表面上是的厌女者(Misogynist), 一个让所有端着书的汉子们怀疑自己是否足够男人的主人公。
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是弗里德利克·丹纳依(Frederic Dannay, 1905-) 和 曼弗雷德·B·李(Manfred B.Lee, 1905-1971)表兄弟俩的联合笔名。<上帝的灯>只能说还凑和。
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是弗里德利克·丹纳依(Frederic Dannay, 1905-) 和 曼弗雷德·B·李(Manfred B.Lee, 1905-1971)表兄弟俩的联合笔名。<上帝的灯>只能说还凑和。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Erle Stanley Gardner, 1889-1969)，就是那个梅森探案的作者，美国最多产的侦探小说家。<红吻痕案件>，唔......看完有被骗的感觉——我的意思是作者是不是拿读者当小孩儿? 之后我听说加德纳也就是二三流的货色。
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书中翻译为阿嘉则·克里斯蒂)的这篇人物众多，以致健忘的我看到最后还有两对男女分不清谁是谁。虽说剧情的处理颇为刻板牵强，且不时出现刻意雕琢之处。但你能感觉到，她是在创立一个写作模板，甚至在开启一个先例。小说到后来剩下两三个人互相怀疑对方是不是杀人狂魔时确实营造出惊险恐怖感，这就够了。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二——诺言
目录
[英国]勒卡雷(John Le Carré)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董乐山 译 (1)
[瑞士]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诺言(Das Versprechen, 1958)
[法国]西麦农(Georges Simenon)
麦格雷警长的圣诞节(?)
“这时候，H博士开口道，说真的，我对侦探小说从来评价不高，很遗憾你竟然也从事此项工作。......令人感到讨厌的是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骗人 的。我还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情况：小说中所有的罪犯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我看编造这些美丽的故事纯粹是道德上的需要。他们和别的有助于巩固国家的谎言一 样有用，就像那句虔诚的格言，说什么恶有恶报，其实人们只需观察一下周围的社会，便可以发现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了。但是即使仅仅出于商业原则，我也愿意不去 追究，因为每一个公众，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得到他的英雄人物及其美满结局，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们警察局和你们创作界都同样具有责任。不对，我对你们小 说中的情节实在头疼得很。小说骗人骗得也未免太荒唐，太不要脸了。你们所构思的情节逻辑性太强，好像在下象棋，这是罪犯，这是被害者，这是同谋犯，这是聪 明绝顶的大侦探。侦探只需要知道规则，像照棋谱下棋那样，他就可捕获罪犯，让正义取得胜利了。这种杜撰使我极为愤慨。现实生活中只有部分事物具有逻辑性。 当然，恰恰是我们警察人员不得不依据逻辑进行工作，科学地进行工作；但是干扰破坏我们工作的不利因素实在太多了，因而常常仅仅由于职业上的运气和偶然性决 定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但在你们的小说中偶然性完全不起作用，倘若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带点儿偶然性，那也总是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自古以来你们作家为了戏剧规 律而把真理抛在一边。现在，该让你们的规律见鬼去了。每一件案子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所有必要的因素，而只认识少量的、往往还是次要的因 素。偶然性——这个无法估量的、不能比较的东西的作用实在巨大。我们的规律仅仅建立于可能性，建立于统计学上，而不能建立于因果关系上，他们仅仅适用于一 般情况，而不适用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本来就在我们的预测范围之外。我们的侦察手段还不完善，我们越是想使它更充实一些，就越发感到它不够用。而你们这批 耍笔杆子的人却不用为此操心。你们从来也不写那些我们事实上无法破获只好回避它，让它滑了过去的案件。你们仅仅是写你们控制得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十 全十美的——哼，谁知道呢？但这样的世界纯粹是个骗局。赶快扔掉这种完美性吧，倘若你们还想真正做出点成绩来，倘若你们还想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接触现实， 像一个男子汉应当做的那样。否则你们将一筹莫展，写那种毫无用处的文体练习。”
——Friedrich Dürrenmatt：诺言(Das Versprechen, 1958)
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之三——一支出卖的枪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一支出卖的枪 傅涛译
[美国]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
烧焦的脸 芜苇 译
[日本]松本清張(Seichō Matsumoto)：
隔墙有眼 高慧勤 译
[日本]三好徹(Toru Miyoshi)：
死人的来信 艾莲 译
[日本]笹澤左保(Saho Sasazawa)：
大海的请柬 高慧勤 译
[日本]夏樹静子(Shizuko Natsuko)：
跑道灯 艾莲 译
[日本]石澤英太郎(Eitaro Ishizawa)：
福江之行 艾莲 译
[日本]佐野洋(Yo Sano)：
妻子的证词 高慧勤 译
一支出卖的枪 傅涛译
[美国]哈梅特(Dashiell Hammett)：
烧焦的脸 芜苇 译
[日本]松本清張(Seichō Matsumoto)：
隔墙有眼 高慧勤 译
[日本]三好徹(Toru Miyoshi)：
死人的来信 艾莲 译
[日本]笹澤左保(Saho Sasazawa)：
大海的请柬 高慧勤 译
[日本]夏樹静子(Shizuko Natsuko)：
跑道灯 艾莲 译
[日本]石澤英太郎(Eitaro Ishizawa)：
福江之行 艾莲 译
[日本]佐野洋(Yo Sano)：
妻子的证词 高慧勤 译
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之傅惟慈
傅惟慈，我国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23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87年退休，退休前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高校。自上个世纪50年代 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有德国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自德语翻译）和英国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权力与荣耀》（自英语翻译）等多部作品。近年亦有散文、游记、翻译论文等文章问世。
四根柏胡同的第五根柏
■施亮
去年的11月9日，我与杜高先生一起应邀去拜访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傅老家住在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里。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改建高楼，难得傅先生却暂时仍然保留着一座面积不大的小院。几间平房围绕，院内种着一些花花草草，还有石桌和石凳。这些构成了傅先生家里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走进书房，那里墙上挂着的照片，又都是他在国外旅游时拍摄的。这种对比恰恰体现了傅先生的人格形象———身上中外文化交融得如此紧密妥帖，而决无冲突。这是我见到的极少数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知识分子才具备的特点，只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了。杜高先生感慨道：“我有多年未接触到这种老北京的情调和气氛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我去你家，也是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这勾起了我对遥远童年时代的回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甚至还有走街串巷小贩的吆喝声。
先父施咸荣是傅先生的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与母亲还曾几次拜访过傅先生。先父说傅先生是个饶有情趣之人，虽然是满族人，周身洋溢着传统的京味儿，却又能深入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翻译家朋友中是不多见的。那时傅先生正为一家出版社选编一套三卷集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第一卷已打出校样，但由于出版社更换领导，竟然毁了约。傅先生不忿，找到了另一家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同时给相关领导写信。后来第一家出版社向傅先生道歉，愿意履约。就这样，两家出版社出版了同一套书。这一“双枪案”引起了读者疑虑，傅先生曾在1982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面中向广大读者说明此事。
这套书很受读者欢迎，仅第一卷两家出版社就一共印行了50余万册。这不只是由于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后，读者渴望读到惊险小说这一文学品种，也因为这套书选题严谨，不仅涵括了国外知名通俗探案小说家，也收入了杜伦马特、格雷厄姆·格林、西麦农、雷蒙·钱德勒等不少文坛大家的作品。或许这一套书的出版风波触动了先父的灵感，为他后来提倡翻译介绍外国通俗文学起到了启迪作用。先父和傅先生都认为，要展现西方当代文学的精髓，既应当翻译介绍严肃文学作品，也应当翻译介绍通俗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谓志同道合。
我读过傅先生翻译的许多作品。例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还有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这一回拜访傅先生家，他又赠送我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新版的《月亮和六便士》。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黑色念珠》时曾认真地参阅过这本书，在书中夹满了纸条。毛姆写作《月亮和六便士》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的。当时毛姆身处的社会充满拜金主义的影响，到处浸淫着鄙俗与享乐的沉闷氛围。所以毛姆的笔调是冷峻的。它虽然使读者们心中很不愉悦，却具有某种震撼力。傅先生的译笔文字简单明快，没有那些疙里疙瘩的怪名词，极传神地体现出毛姆机智与隽永的风格。
那天从傅先生家出来，杜高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哈，四根柏胡同，这里真有过四根柏树吗？哪个朝代有的呢？回到家里，我还的确认真查了《北京的胡同》一书，却并没有查出来历。
傅先生的小院里就挺立着两株柏树，也许他自己还可以算一棵———一棵不老的“文化松柏”。但是那第四棵哪里去了？
彰显个性的文字表演者
■本报记者 丁杨
“文学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创作。在翻译实践中，最令译者困惑的问题是如何隐蔽自己的风格而尽量体现原作的风格。比较好的方法是选择翻译那些打动自己的作品，选择那些与自己情趣相投的作品来翻译。”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这段话正是他几十年翻译生涯的写照。
傅惟慈的翻译之路始于大学毕业。他小时侯的志向是当个作家，后来发现当时的政治压力越来越重，社会背景并不利于文学创作。同时，傅惟慈觉得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有限，于是打消了这个儿时萦绕心头的理想。195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惟慈留校教留学生学汉语，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傅惟慈最初翻译的几本书都是东欧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傅惟慈已经翻译了六、七本书。在阶级斗争如影相随的年代，译介西方文学作品颇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之嫌，因此书出版时傅惟慈用的是笔名。
到了50年代末，傅惟慈尝试着根据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喜好翻译德国作品。当时歌德、席勒等作家的经典德国文学作品有人曾经译过，但现当代德国文学作品则几乎无人问津。于是他从1956年开始翻译诺贝尔奖获得者托玛斯·曼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了三年多，由于政治运动译稿又在出版社搁置了三年，直到1962年这部巨作的中文版才得见天日。那时傅惟慈已年届不惑，虽然面对太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但他已在并非坦途的翻译之路上颠踬10年，这一生已同文学翻译结下难解情缘。《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后一下子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广泛认可，可以这样认为，这部译作的出版奠定了傅惟慈在翻译界的地位。《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译本出版后，由于这部作品已有英译本，因此有些翻译界人士认为该书是傅惟慈从英文转译的。他对这种看法不服气，但并未着意辩解，而是拿起另一本沉甸甸的德文名著———亨利希·曼的《臣仆》。《臣仆》没有英译本，译成中文后那些对傅惟慈质疑的同行自然将无话可说。傅惟慈当时决定翻译这本名著并不是为了赌气，他要向人们证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独特的个性。
他像一个辛勤的拾穗者，把整本原版《臣仆》拆散，散碎的书页夹在笔记本里，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来翻译。就这样，在“文革”到来之前，他完成了40万字《臣仆》译稿，还译了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托玛斯·曼的中篇《特里斯坦》，以及德国1848年革命若干首诗歌，遗憾的是除了奥地利作家的一个中篇小说外，这些译作当时都未获出版。如果没有“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如果没有新时期的文艺复兴，这些译作恐怕还尘封在出版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国前我国虽然译介了大量西方文学，但主要是英美俄法几国作品，德国文学译介成中文的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古典的（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几部戏剧等）。《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是德国现代文学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书的翻译出版，不仅使我们鉴赏到两位德国文学大家的创作手法，而且通过一部由盛而衰的家族史和一部资本家的发迹史展现了德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全景式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德国的社会发展、阶级矛盾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壮大过程。据说何其芳在读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曾评价这本书是“德国的红楼梦”。国内著名德文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认为这两部书的译文水平“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
新时期以来，傅惟慈在翻译一些德国作品之后将主要精力转到译介英语国家（以英国为主）的当代作品上。这一转变，源于文革前。当时他被搁置到英语资料室管理图书，正好学校聘请了一位英籍教员，这位教员带来了近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使他有机会走入芙吉妮亚·沃尔芙，E·M·福斯特，多瑞斯·雷辛等人的作品世界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格雷厄姆·格林，随着这位艺术大师手笔创造的《格林国土》，他不仅漫游了拉美、非洲等许多国家（这倒圆了他从青年时期就做的浪游梦），而且看了在各个地方上演的一幕幕戏剧。
1979年，他把格林的一部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译成中文，次年出版。1981年，他利用去德国教学的机会，前往伦敦拜访了小说的作者。1987年傅惟慈再次去伦敦见到这位大师。在两次拜访格林的时候，傅惟慈便计划在国内出版20卷本《格林文集》，格林欣然允诺为《文集》作序，并帮助他选定一部分篇目。可惜他在欧洲耽搁太久，限于形势变化，计划未能实现。上个世纪90年代，傅惟慈又开始译格林另一部长篇《权力与荣誉》。这本宗教小说当年在欧洲出版后虽然受到宗教法庭谴责却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格林最优秀的作品。
傅惟慈认为，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仅仅译介古典名著、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通俗文学同样要翻译出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学界更重视外国严肃文学作品的引进，许多人认为外国惊险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傅惟慈在1979 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虽然这套丛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周折，但市场的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众多翻译作品难以达到的发行数字。
谈到自己的翻译历程，傅惟慈形象地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的翻译内容完全听从出版社的安排，人家给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毕竟那时初出茅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第二个阶段，我有了一定的翻译题材选择权，我选择的题材如果出版社认可，就可以着手进行翻译。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翻译的环境宽松了，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基本都是自己决定翻译的题材。”
有人觉得外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是依靠翻译者的背负才得以进入另外一个国度，傅惟慈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他更愿意把文学翻译者比作戏剧演员，演员固然需要基本功，但表演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剧本写得如何。“如果我的翻译还能得到读者认可，并不是因为我的演技如何高超，而是因为我的脚本选对了。”
■本报记者 丁杨
“文学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创作。在翻译实践中，最令译者困惑的问题是如何隐蔽自己的风格而尽量体现原作的风格。比较好的方法是选择翻译那些打动自己的作品，选择那些与自己情趣相投的作品来翻译。”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这段话正是他几十年翻译生涯的写照。
傅惟慈的翻译之路始于大学毕业。他小时侯的志向是当个作家，后来发现当时的政治压力越来越重，社会背景并不利于文学创作。同时，傅惟慈觉得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天赋有限，于是打消了这个儿时萦绕心头的理想。195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惟慈留校教留学生学汉语，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傅惟慈最初翻译的几本书都是东欧作品。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傅惟慈已经翻译了六、七本书。在阶级斗争如影相随的年代，译介西方文学作品颇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之嫌，因此书出版时傅惟慈用的是笔名。
到了50年代末，傅惟慈尝试着根据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喜好翻译德国作品。当时歌德、席勒等作家的经典德国文学作品有人曾经译过，但现当代德国文学作品则几乎无人问津。于是他从1956年开始翻译诺贝尔奖获得者托玛斯·曼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了三年多，由于政治运动译稿又在出版社搁置了三年，直到1962年这部巨作的中文版才得见天日。那时傅惟慈已年届不惑，虽然面对太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但他已在并非坦途的翻译之路上颠踬10年，这一生已同文学翻译结下难解情缘。《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后一下子得到读者和翻译界的广泛认可，可以这样认为，这部译作的出版奠定了傅惟慈在翻译界的地位。《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译本出版后，由于这部作品已有英译本，因此有些翻译界人士认为该书是傅惟慈从英文转译的。他对这种看法不服气，但并未着意辩解，而是拿起另一本沉甸甸的德文名著———亨利希·曼的《臣仆》。《臣仆》没有英译本，译成中文后那些对傅惟慈质疑的同行自然将无话可说。傅惟慈当时决定翻译这本名著并不是为了赌气，他要向人们证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独特的个性。
他像一个辛勤的拾穗者，把整本原版《臣仆》拆散，散碎的书页夹在笔记本里，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来翻译。就这样，在“文革”到来之前，他完成了40万字《臣仆》译稿，还译了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托玛斯·曼的中篇《特里斯坦》，以及德国1848年革命若干首诗歌，遗憾的是除了奥地利作家的一个中篇小说外，这些译作当时都未获出版。如果没有“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如果没有新时期的文艺复兴，这些译作恐怕还尘封在出版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国前我国虽然译介了大量西方文学，但主要是英美俄法几国作品，德国文学译介成中文的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古典的（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几部戏剧等）。《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是德国现代文学的两部代表作。这两部书的翻译出版，不仅使我们鉴赏到两位德国文学大家的创作手法，而且通过一部由盛而衰的家族史和一部资本家的发迹史展现了德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全景式历史画卷，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德国的社会发展、阶级矛盾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壮大过程。据说何其芳在读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曾评价这本书是“德国的红楼梦”。国内著名德文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认为这两部书的译文水平“在重译或复译成风的今天，至今没有人敢动另起炉灶的念头。”
新时期以来，傅惟慈在翻译一些德国作品之后将主要精力转到译介英语国家（以英国为主）的当代作品上。这一转变，源于文革前。当时他被搁置到英语资料室管理图书，正好学校聘请了一位英籍教员，这位教员带来了近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使他有机会走入芙吉妮亚·沃尔芙，E·M·福斯特，多瑞斯·雷辛等人的作品世界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格雷厄姆·格林，随着这位艺术大师手笔创造的《格林国土》，他不仅漫游了拉美、非洲等许多国家（这倒圆了他从青年时期就做的浪游梦），而且看了在各个地方上演的一幕幕戏剧。
1979年，他把格林的一部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译成中文，次年出版。1981年，他利用去德国教学的机会，前往伦敦拜访了小说的作者。1987年傅惟慈再次去伦敦见到这位大师。在两次拜访格林的时候，傅惟慈便计划在国内出版20卷本《格林文集》，格林欣然允诺为《文集》作序，并帮助他选定一部分篇目。可惜他在欧洲耽搁太久，限于形势变化，计划未能实现。上个世纪90年代，傅惟慈又开始译格林另一部长篇《权力与荣誉》。这本宗教小说当年在欧洲出版后虽然受到宗教法庭谴责却得到文学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格林最优秀的作品。
傅惟慈认为，要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仅仅译介古典名著、纯文学作品是不够的，通俗文学同样要翻译出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文学界更重视外国严肃文学作品的引进，许多人认为外国惊险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傅惟慈在1979 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虽然这套丛书的出版费了不少周折，但市场的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众多翻译作品难以达到的发行数字。
谈到自己的翻译历程，傅惟慈形象地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的翻译内容完全听从出版社的安排，人家给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毕竟那时初出茅庐，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第二个阶段，我有了一定的翻译题材选择权，我选择的题材如果出版社认可，就可以着手进行翻译。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翻译的环境宽松了，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基本都是自己决定翻译的题材。”
有人觉得外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是依靠翻译者的背负才得以进入另外一个国度，傅惟慈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他更愿意把文学翻译者比作戏剧演员，演员固然需要基本功，但表演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剧本写得如何。“如果我的翻译还能得到读者认可，并不是因为我的演技如何高超，而是因为我的脚本选对了。”
傅惟慈，满族。文学翻译家。曾用名傅韦。北京人。1923年生于哈尔滨。傅惟慈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50年代从俄语及德语译介了匈牙利、波兰等国当代文学作品，从50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文革"后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后，任理事。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德〕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曾两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此外，他编选的《冯尼格黑色幽默作品选》、《一支出卖的枪》等文集同样影响巨大。
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曾两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此外，他编选的《冯尼格黑色幽默作品选》、《一支出卖的枪》等文集同样影响巨大。
差点成为诗人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但当年他选择翻译却是为了忘记残酷的现实。其实很多文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不能发表作品时只有靠翻译为生。或许历史是一个玩笑，不过许多伟大的翻译家正是出自这种残酷的现实。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但当年他选择翻译却是为了忘记残酷的现实。其实很多文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在不能发表作品时只有靠翻译为生。或许历史是一个玩笑，不过许多伟大的翻译家正是出自这种残酷的现实。
年轻时候，我对文学有梦想。做翻译是为了忘记当时残酷的现实，也不排除是为了想表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可是在“文革”中，我差点儿戴上了一顶诗人的桂冠。
“文革”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比较受宠，因为我善于“钻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其中我挑选了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来翻译，从此开始有些名气。因为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文革”前两年，我突然被安排到资料室去打杂，没有了登讲台的资格。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些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我想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最大的罪名无非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吧？
有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看大字报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里翻资料。一个年轻的法语老师突然走进来，对我说：“没想到你还写诗。”我说：“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他告诉我说学校有张大字报说我写反动诗。几天之后，看到他给我送来的一张纸条，我才恍然大悟。纸条上面写的是：“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在那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我帮他们翻译一些德文诗，都是指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内容。我常常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第二天偶然想到该怎么翻译就随手记在本子上。后来这个本子不知怎么回事丢了，过了几天才从系里的秘书那儿领了回来，没想到就在这几天里他们把我的笔记本当中的几页拍了照片存到档案中。
假如没有那个年轻老师的通风报信，我还不知道我“反动诗人”的黑锅还要背多久。幸亏我还保留有出版社的约稿信。我提交了申诉后很久，系里的领导小组找我去谈话，说我写反动诗的事情已经解决，但还是要继续劳动，其中一个人说：“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
其实不喜欢看悲剧
在翻译界，傅惟慈的名字和格林连在一起。或许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今年是格林诞辰100周年，但十多年来格林的宗教小说和惊险小说对中文阅读与写作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没有傅惟慈，我们就不会这么深入格林的世界。
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我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面，整理资料、分发报纸，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幸好，这个时候学校从英国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外教，他带来了上百本的英文书，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了供老师借阅，当然我还要负责看看书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内容。
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听说过或者连名字都没听过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包括《问题的核心》和《一支出卖的枪》。格林的书很多都是以悲剧结尾，其实我不喜欢看悲剧，我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就像鸵鸟一样，宁愿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但人生路上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还是有走到绝路的时候。
《问题的核心》讲的是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我自己当时在资料室里工作，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内心很苦涩、很灰暗，读到这本书当然感触很深。
虽然说我写反动诗的罪名澄清了，革命领导不能把我打成反革命，但又不愿意让我回到人民队伍中去。1968年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那些木工们干完活就钓鱼、打扑克牌，没人管我。跟我住一间屋子的木工每天都回到几里以外的家里去住，所以对我来说这儿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
就是在木工班的宿舍里面，我又把《问题的核心》专心读了很多遍。1979年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除了是对我自己的纪念之外，我还抱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了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折磨的人不止他一个。
《问题的核心》讲的是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我自己当时在资料室里工作，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内心很苦涩、很灰暗，读到这本书当然感触很深。
虽然说我写反动诗的罪名澄清了，革命领导不能把我打成反革命，但又不愿意让我回到人民队伍中去。1968年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那些木工们干完活就钓鱼、打扑克牌，没人管我。跟我住一间屋子的木工每天都回到几里以外的家里去住，所以对我来说这儿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
就是在木工班的宿舍里面，我又把《问题的核心》专心读了很多遍。1979年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除了是对我自己的纪念之外，我还抱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了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折磨的人不止他一个。
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书里面，邪恶的势力总是战胜美好的事物。有时我想，格林看到的社会阴暗面是不是太多了？也许是吧，但是我们社会里面的危机还少吗？
格林是个活泼的人
就翻译来说，译者和作者的交流永远是重要的，这种交流有可能带来原著的真正精神。
从这个意义出发，傅惟慈和格林的交往绝对不是一次会面那么简单，其实更多的是两人之间的精神契合。只是不知道，《格林文集》何时能够面世。
格林本人不像他的作品那样低沉，他看起来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就翻译来说，译者和作者的交流永远是重要的，这种交流有可能带来原著的真正精神。
从这个意义出发，傅惟慈和格林的交往绝对不是一次会面那么简单，其实更多的是两人之间的精神契合。只是不知道，《格林文集》何时能够面世。
格林本人不像他的作品那样低沉，他看起来是很活泼的一个人。
我同格林通信是在1979年的春天。1978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把《问题的核心》基本译完了，有几个公司名称的缩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翻译的时候最怕碰到一个国家有特色的东西，就向国外的朋友写信请教，这个朋友替我给格林写了封信，不久，他就回信了。1980年这本书出版后，我给格林寄去了一本。
1981年年初我到德国，又跟格林通了信，他表示他愿意跟我在欧洲某个地方相会。
当年的9月左右，我有1个月的假期去英国。格林的家在地中海的某个避暑胜地，不过一年有两三个星期会回到英国处理一些出版的事情。
恰好当时我们都在伦敦，他就约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了一面。那一年我55岁，他78岁。他精神状态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而且很热情、爱开玩笑。
他喝威士忌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我还在喝第二杯橘子水，他说：“你只喝一些软饮料吗？中国的茅台可是世界驰名的。”和他在一起，你一点都不会感到拘束，他很健谈，但是绝对不会把话题全部垄断。
1981年年初我到德国，又跟格林通了信，他表示他愿意跟我在欧洲某个地方相会。
当年的9月左右，我有1个月的假期去英国。格林的家在地中海的某个避暑胜地，不过一年有两三个星期会回到英国处理一些出版的事情。
恰好当时我们都在伦敦，他就约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了一面。那一年我55岁，他78岁。他精神状态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而且很热情、爱开玩笑。
他喝威士忌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我还在喝第二杯橘子水，他说：“你只喝一些软饮料吗？中国的茅台可是世界驰名的。”和他在一起，你一点都不会感到拘束，他很健谈，但是绝对不会把话题全部垄断。
他问我中国人对他的作品了不了解，可惜我回答不出来。我只能告诉他，《一个沉静的美国人》早在50年代就出版了，但是这以后20年，只有一个短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直到80年代，中国的读者才逐渐知道英国有个格林。
当时格林还对我说，他并不太喜欢《问题的核心》，虽然这本书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据我猜测，他可能是觉得这本书不够深刻，小说里的悲剧感很能打动一般人，但是对人性的挖掘不够。他说他更喜欢《荣誉领事》（《权利与荣耀》）和《随姨母旅行》。
当时格林还对我说，他并不太喜欢《问题的核心》，虽然这本书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据我猜测，他可能是觉得这本书不够深刻，小说里的悲剧感很能打动一般人，但是对人性的挖掘不够。他说他更喜欢《荣誉领事》（《权利与荣耀》）和《随姨母旅行》。
到1987年的时候，我又见过格林两面，谈我想在国内出一部20卷的《格林文集》，他很高兴，答应给它写序，还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为止我没有实现对格林的承诺。
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为止我没有实现对格林的承诺。
是翻译，也是旅行
翻译家选择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比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或者傅雷的巴尔扎克，傅惟慈最心仪的作者无疑是格林和毛姆二人。对这位热衷旅行和钱币、足迹遍布全球的翻译家来说，翻译恐怕是另一种旅行方式。
1990年的时候，我在四川碰到一个小青年，他背个大包，带着300来元钱就想一个人去西藏，说是受了艾芜的《南行记》的影响。我对他说：“你不现实！”但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翻译家选择作品，往往会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比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或者傅雷的巴尔扎克，傅惟慈最心仪的作者无疑是格林和毛姆二人。对这位热衷旅行和钱币、足迹遍布全球的翻译家来说，翻译恐怕是另一种旅行方式。
1990年的时候，我在四川碰到一个小青年，他背个大包，带着300来元钱就想一个人去西藏，说是受了艾芜的《南行记》的影响。我对他说：“你不现实！”但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是个生性喜欢东奔西跑的人，小时候读到艾芜的《南行记》和高尔基的《俄罗斯漫行记》，让我特别向往。
我20岁的时候也一个人离开了家，说是想到前线去抗日，实际上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我喜欢那种离开现在的感觉。可惜我生不逢时，一辈子有太多时间被耽搁在政治运动中。
1987年4月，我在从希腊的萨洛尼卡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奥地利朋友，我们谈到中国、奥地利，也谈到文学。他是一个写作迷，我说一个人对演奏或者写作着迷，可能是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他说他从没想过要表现自己，开始是怕忘记一些事情，后来写作就成了癖好，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写了。
他让我想起我翻译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小说里面的“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怪行后问自己：“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写下去。”我的奥地利朋友就是一辈子一本书都没出过，还是坚持写作。我想，如果我翻译了一本书，但是知道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出版的话，我不会做这个工作，因为如果单纯为了自娱，我不会去做翻译，我会去玩、去旅游和收集钱币。
我20岁的时候也一个人离开了家，说是想到前线去抗日，实际上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我喜欢那种离开现在的感觉。可惜我生不逢时，一辈子有太多时间被耽搁在政治运动中。
1987年4月，我在从希腊的萨洛尼卡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奥地利朋友，我们谈到中国、奥地利，也谈到文学。他是一个写作迷，我说一个人对演奏或者写作着迷，可能是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他说他从没想过要表现自己，开始是怕忘记一些事情，后来写作就成了癖好，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写了。
他让我想起我翻译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小说里面的“我”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怪行后问自己：“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地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写下去。”我的奥地利朋友就是一辈子一本书都没出过，还是坚持写作。我想，如果我翻译了一本书，但是知道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出版的话，我不会做这个工作，因为如果单纯为了自娱，我不会去做翻译，我会去玩、去旅游和收集钱币。
记者手记
先生的家在西直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独门独户的小院，院里栽种着些植物。家里是不通暖气的，要取暖全靠空调。这是先生家祖传的院子，他从1951年住到现在有53年了，免不了担忧可能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命令，这是他最感愤恨的。
先生起先不苟言笑，谈到他搜集的钱币的时候才面色柔和，把收藏钱币的册子一本本拿出来给我看，说常常有同好者来欣赏，还有商家想要收购他的一些钱币，而他是断然不会出售的。
即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突然说你等等，你来看看我的这间屋子。
他带我去看的是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着的照片，都是他在国外旅游时候拍下来的，放大了镶在镜框里。说起在外游玩的经历，他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来。
格林的书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原因之一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黑非洲，他说他从童年开始就喜欢神秘的蛮荒之地，喜欢探险，喜欢惊险小说。
先生的家在西直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独门独户的小院，院里栽种着些植物。家里是不通暖气的，要取暖全靠空调。这是先生家祖传的院子，他从1951年住到现在有53年了，免不了担忧可能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命令，这是他最感愤恨的。
先生起先不苟言笑，谈到他搜集的钱币的时候才面色柔和，把收藏钱币的册子一本本拿出来给我看，说常常有同好者来欣赏，还有商家想要收购他的一些钱币，而他是断然不会出售的。
即将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突然说你等等，你来看看我的这间屋子。
他带我去看的是那间屋子里墙上挂着的照片，都是他在国外旅游时候拍下来的，放大了镶在镜框里。说起在外游玩的经历，他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来。
格林的书里面，他最喜欢的是《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原因之一就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黑非洲，他说他从童年开始就喜欢神秘的蛮荒之地，喜欢探险，喜欢惊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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